1993年春暖花开的4月，以“岁月”为标题的“中央美术学院五一届美干班校友作品展览”，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展出。我们这个班的同学，虽然在校时间短暂，但作为人生和从事艺术的起点，却从这里开始。四十多年，“弹指一挥间”，但又是相当不简单的沧桑岁月。有过激昂奋发的欢欣，也有困惑和沮丧的苦恼与曲折。今天，新时期的繁荣鼎盛，使我们有可能又重新聚汇在一起，怀着对学校和师长们的眷恋与同学之间深厚的友情，组织了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展览。

　　来自五湖四海

　　1950年4月1日，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和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科合并，成立了中央美术学院。五一届美干班多数同学，正是从华北大学转过来的。华北大学在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联合大学，与北方大学合并而成，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延安鲁艺。

　　这个班，虽然三十来个人，但人员状况却相当“复杂”，是热爱美术事业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大家汇合在一起的。像李元、孙洪绪、张建文，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参加工作。李元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京郊游击区还担任过延庆县的区长，孙洪绪是位部队的政工干部，张建文来校前则是《江淮日报》的编辑，闻立鹏、李焕民、戈沙、陈志，在国民党统治区曾参加民主革命学生运动遭到迫害，在危急的情况下，通过秘密途径先后转移到解放区。其他同学虽在解放后进入华北大学或美干班，但也是来自天南海北。王其智带着满口乡音来自山东，他是王式廓先生的长子；叶浅予先生的儿子叶善禄，从家乡北上也插到这个班学习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在这个班学习，后由于工作需要，于学院成立后不久提前在院里工作的丁鱼同学，他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解放前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，来到美院后，又当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。1950年奔赴朝鲜战场，牺牲在抗美援朝的火线上。

　　美干班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来自旧社会，“三座大山”的压迫，在同学们的身上都有具体而深切的体验。我的记忆所及，如今天是广西艺术学院教授的孙见光，出身农民，虽从小热爱美术却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。他曾在天津三条石的小铁工作坊学徒，在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，承受着非人的超负荷劳动。加上封建把头打骂欺压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逃来北京。在北京他打过各种零工，生存难保，哪里还有什么爱好、前途。所以当他进入华北大学后又转入中央美术学院时，那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正因为“吃尽苦中苦”，对得到的学习机会特别珍惜。他在班上是最用功的学生之一，因而业务方面的进展也比较显著。有一个学期的全院创作展览，孙见光的年画甚有新意，里面一头毛驴画得格外生动，徐悲鸿院长在全院师生大会上予以特别表扬。

　　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和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。有几位是大学生或已大学毕业，如桑介吾、苗地、卢维城等。拿卢维城来说，解放前他从长白师范学院毕业，但是找不到职业，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，在航空公司一位科长手下当听差，干些端茶、扫地、供人差遣的营生，还常受那位科长的责骂。而李焕民这位旗人之后，由于家境贫寒，还在年节的小市上卖过年画。

　　华大三部音乐系的同学，著名词作者王健，在得悉“岁月”展览的信息后，激情满怀地赋诗一首。诗中头几句是这样写的：“那时，我们曾埋怨自己，晚生了十年，没有赶上，一九一九的狂飙，于是，内心称自己为‘五四’的后代，纵身一跃，投入了一个时代的波澜。”

　　华北大学短训班式的半年，是准军事状态的集体生活，却是我们最欢快、印象最深刻、永生难忘的美好时光。除了学到许多业务技能以外，时事、哲学、历史、艺术都得到启蒙，授课者中有朱德、吴玉章、郭沫若、范文澜、孙定国、胡华等著名人物。开国大典的夜晚，我们扮演了游行结尾处的火炬方阵，被特许跨过天安门下的金水桥，当我们欢呼“毛主席万岁”时，听到毛主席“华大的同学们好”的呼应。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。

　　当大部分同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，已经匆匆结束学业，纷纷奔赴西南、中南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时候，组织决定把我们这三十来个人留下来。一方面我们为没有能够参加这开赴各地的洪流壮举而惋惜，同时也为能留下来得到再学习的机会而高兴和深感肩负重任。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，我们参加了美干班的学习。如果说华大三部的学习是序幕和初涉艺门，那么，美干班一年半的学习就是“深造”了。

　　美干班的目标在培养社会所需要的美术工作者，就是说要掌握能够胜任各种美术工作的一般技能。所以在课程设置上是基础性和广泛性相结合，并且带有一种速成的和试验的性质。比如在广泛涉猎业务技术课基础上，主攻创作；在掌握一定素描方法的基础上，着重速写和半个小时左右的慢写的锻炼。记得还曾实施过一种勾线素描——即用单线表现石膏头像和人物，造型、体积、转折、质感等都借助线条表现，这或许也是靠拢民族形式的一种尝试。素描课在一年半的时间内，从石膏画起，到胸像、全身以及全裸人体都匆匆过了一遍。从画种来说，以适应创作年画、连环画、宣传画为中心，还学过中国画勾勒、水彩、图案设计，以及解剖学、构图学、透视学、中外美术史、创作方法(即类同艺术概论)等，也学过一点油画技法。临毕业时，除完成毕业创作外，每个同学都作一幅油画肖像，意在到工作岗位后能完成绘制领袖像的任务。我们这个班，在徐悲鸿院长的亲切关怀下，先后邀请校内外著名专家任教。

　　1949年冬到1950年春，全班同学以土改工作队队员的身份，参加了京郊南苑的土地改革，我们是在大红门一带。记得我们那个组还有端木蕻良、楼适夷等著名作家参加。此外，分头去过石景山炼钢厂、门头沟煤矿体验生活。深入生活、深入社会、深入火热的斗争，正是文艺工作者向往和自觉的行动。1950年暑假，全校师生放假，我们这个班仍保持着集体行动，一起到白洋淀生活了一段时间。那里是孙犁《荷花淀》中描绘的地方，是冀中平原上一处风光优美的抗日根据地，雁翎队曾出没在青纱帐里。当时，孔厥、袁静的小说《新儿女英雄传》刚刚发表，引起轰动。彦涵为之创作的插图也甚为我们钦慕，我们就住在彦涵曾住过的水乡端村，接触了许多参加抗日的传奇人物，如小说中描绘的牛大水、杨小梅、黑老蔡式的人物。那里既有农村的淳朴民风，又有水乡渔民的豪放性格。据说白洋淀可以从水路直达天津，端村是这一带繁华的村镇，号称“小天津”。我们在那里请老乡做模特儿写生，搜集农村形象素材，顺便也听到许多动听的民歌，同时，集体完成了几本连环画创作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又去京郊六郎庄居住多时，那是盛产京西稻米的水乡，隔墙与颐和园为邻，我们在那一带画了不少速写。

　　在全院规模的宣传画、年画创作活动中，我们这个班相当活跃，取得的成绩也是比较突出的。一些同学的作品由人民美术出版社、荣宝斋出版，有些在《人民画报》及其它报刊发表。当我们离开学校之后，后来者居上，美术学院许多同学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，我们那些作品就嫌粗糙稚拙了，不过，作为美院初期活动，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。

　　奔赴四面八方